国内经济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经济与道德无关，这就将社会再分配问题排除在外了。凯恩斯来自这样一种知识、道德的传统：尊重个人自由但又不希望个人的利益考虑损伤社会整体。这传统视人为道德的人、爱美和正义的人，而不是时下人们认同的所谓“经济人”。现在某些提法和做法令人心寒，大家已不关心什么叫“正派”。
——陆建德
凯恩斯是英国自由党成员，也被称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的自由主义与英国人所理解的费边式社会主义接壤，甚至部分重叠。
不久前，《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长篇文章，评论萧伯纳与凯恩斯的“思想冲突”。从作者行文方式来看，他显然将凯恩斯的自由主义置于萧伯纳的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其实凯恩斯这位所谓的资本主义捍卫者深受萧伯纳的影响，他在评小说家H．G．威尔斯的《克利索尔德》时写道：“每个有理解力的人对萧伯纳欠下了多大的债！”凯恩斯一生最后一篇文章是1946年3月参加萨凡纳会议后抱病写就的《萧伯纳与牛顿》，被收入当年为祝贺萧伯纳九秩华诞出版的纪念文集，用凯恩斯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借此对这位社会主义活动家、17世纪以来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表示他的“爱和尊敬”。
1925年，已经42岁且又有过同性恋经历的凯恩斯与俄罗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结婚，当年新婚夫妇去苏联探亲，凯恩斯回英后写了由三篇文章组成的《俄罗斯一瞥》。苏联当时的经济制度正在急速变革之中，凯恩斯并不习惯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的“粗鲁的严肃”和“愚蠢的认真”，但是他又为新社会中的新气象而感奋，希望那将是理想世界的萌芽：“现在俄国的一切木已成舟，因此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助他一臂之力，而不是从旁阻挠。我要是个俄国人，……我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苏俄而不是沙俄。”杰出的社会主义史学家、英国工党精神领袖之一比阿特丽丝·韦布将凯恩斯“对贫穷和苦难的同情”归功于他与莉迪亚的婚姻，其实对俄国革命的善意理解在二十年代的英国知识界并非鲜见。
丘吉尔对苏联的态度形成对照。凯恩斯在1929年评丘吉尔的《世界危机·余澜》一书时对作者雄辩的天才深表钦佩，但是不同意丘吉尔的看法：苏联只是一个自我放逐的国家，在冻土上宣告“憎恨与死亡的哲学”。他指出该书对苏联的描述“最不能令人满意”。凯恩斯和丘吉尔都有效忠祖国的本能，但是凯恩斯身上没有丘吉尔那种大英帝国海军军官的侵略性民族主义。他说，丘吉尔的信念是“开疆拓土、竞争、爱国主义乃至必要时的战争”，这些信念“使那些重大事件——它们在别人看来不过是唯恐避之不及的梦魇般的插曲——显得高尚。”凯恩斯和他在剑桥、伦敦的朋友显然在“别人”之列，他们对韩利、纽波特等流行一时的帝国沙文主义诗人不以为意；丘吉尔诵读起《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来则会精神昂奋。丘吉尔关心的是世上的一切发展态势必须符合英国的利益，不然他将动用武力外交或其他冷酷乃至残忍的手段“从旁阻挠”；凯恩斯则习惯于推己及人，他的着眼点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使苏联“摸石子过河”的改革走向成功。然而到了1928年，凯恩斯对苏联的经济政策深感失望，他担心，在抽象理论指引下的大规模实验将行之不远。1934年，他在访问美国后对美国法学家弗兰克福特说，“世界上的经济试点是在美国，而不在莫斯科。”应该强调的是，凯恩斯赞扬的是多少反映了他自己的宏观经济学说的罗斯福“新政”。“新政”的特点是摒弃“自由放任”的教条，政府积极干涉并计划经济，采取步骤照顾在市场竞争中“被遗忘的人”，因而被反对者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
二十年代的英国劳资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信奉社会主义的工党在影响上已超过自由党，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一名自由党人，凯恩斯已预见到自己所属的政党可能从政坛消失，如何与工党结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他在作于1926年的《自由主义与工党》一文里表示：“我的想象力所翱翔的范围是在天空的极左边。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只要自由党能给予我寸土片瓦，它就还是我真正的归宿。”他在文中将工党成员分成三类：工会主义者、暴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中社会主义者认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虽然极为糟糕，但仍可以补救。凯恩斯相信，很多自由党人与工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意气相投，他们愿意在工党协助下沉着稳健地通过自由党的政策结合三种要素：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凯恩斯的理论是致力于“补救”的理论，在英国的语境里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成分，难怪比阿特丽丝·韦布早在1926年的日记中就写道，在英国，没有人能像凯恩斯那样“发现如何控制国家的财富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她甚至想请凯恩斯出任工党领袖。
凯恩斯“补救”并改造了资本主义，但是他的道德良心使他难以认可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特征。他自己善于理财投资，不过他只把金钱动机视为历史某一阶段的暂时现象。他比喻说，要走人性的大道，先得越过金钱动机的沼泽地。他对十月革命不乏同情，也许是共产主义的狂飙冲击了弥漫于生活方方面面的铜臭。在1930年一篇演讲里，凯恩斯展望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他将人类的需要分为满足生存之需的绝对需要和满足虚荣心和优越感的相对需要。他乐观地预测，再过一百年，随着经济问题的彻底解决，相对需要将退出历史舞台，那时人类将直面永恒的问题：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他还说，两百年来，人们一直将某些最令人厌恶的品质说成是合理的（大概是指曼德维尔《蜜蜂寓言——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一书），但是一个世纪后，对金钱的爱好将被视为“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犯罪、半属变态的性格倾向”；在那丰裕多暇的时代，“我们将重新拾起宗教和传统美德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认为贪婪是恶癖、高利盘剥是一种罪行、爱好金钱是令人憎恶的。”在那时代到来之前，人间的罪恶还必须容忍，我们只能“自欺欺人地指美为丑，指丑为美”。凯恩斯在生活和著述中从未听任“那些原则”从视野消失，他不把经济活动本身作为目的，经济学家被比为“牙医”而不是天之骄子，他声明，我们不能为假设的必然性而牺牲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物。
再过30年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百年之期。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贫富不均的现象愈益严重，对众多贫困者而言，丰裕多暇的时代还遥遥无期。也许，经济问题永无解决之日，而且对人的需要不能作如此简单的划分。为媒体和广告引导的“消费者”盼望提高生活“水平”（而非品质），某种生产机制为维持快速转动不断将相对需要转化为绝对需要（甚至在制造需要），而这转化过程则被当成“幸福”与“进步”的指数。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指美为美”的境界，“传统美德”也不会奇迹般地复苏。凯恩斯本人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并不排斥道德考虑（这特点也体现于剑桥经济系琼·罗宾逊和阿玛提亚·森的著作），他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主张自生自发（亦即弱肉强食）的自由秩序的封·哈耶克道不相谋，他在1944年致后者信中直言《通向奴役之路》的短处：“我们所需要的是恢复正确的伦理思维——恢复我们的社会哲学中独特的道德价值。”经济学说必然而且应该包含道德价值，这是英国知识界的共识（牛津大学本科生经济学课程是与哲学、政治学同修的，简称PPE）。
凯恩斯曾用《全国传记辞典》（NDB，由弗吉尼亚·吴尔夫之父莱斯利·斯蒂芬主编）的笔法写过几篇传记，《弗·伊·埃奇沃思》是其中之一。牛津经济学家埃奇沃思在《数理心理学》（1881）一书中试图将数学方法运用到有关伦理的学科，包括经济学。凯恩斯说，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互相依赖，整体不等于可数部分的总和，经济生活中的变量不是独立存在的，因而单纯的数量比较和均匀一致的连续性假设有误导作用。他还指出埃奇沃思的致命弱点：他的理论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学、心理学的基础上，他是在“薄冰上翩翩起舞”。
埃奇沃思的功利主义可由他的一句名言概括：“经济学的首要原理就是每一个行动都只受私利所驱使。”这条“原理”成为二战后某些经济模型的出发点，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亚·森在七十年代就对此作过分析。森强调，人是社会的人，其行为模式受诸多因素（包括道德文化）的影响，在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社群，决定个人选择的因素中还有以社群利益为指归的“承担”意识，它在牵涉到公共财物时尤其重要；埃奇沃思无视“承担”意识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只有“理性的傻瓜”才会始终以他的“首要原理”为行动准则。
凯恩斯既然有条件地肯定金钱动机，必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私利的驱使，但他对两者都有着潜藏的反感。他不相信私利是唯一现实的利益，同时也怀疑私利是否会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罗素曾为“开明的私利”辩解，凯恩斯未必会提出异议——关键是如何界说“开明”。罗素一贯推崇陶冶性情的博雅教育，他在二十年代初来华讲学时深为某些中国人缺少公德而震惊（见文集《赞闲散》。在既无博雅教育的传统，又无基本的开明或文明行为规范的地方提倡“私利”或“我”字当头，其结果可想而知。
凯恩斯是博雅教育的产物，他和他的友人大都是哲学家G．E．穆尔的信徒，把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艺术欣赏作为人生至宝。身为经济学家，他不愿看到“经济人”僭越专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他看来是本末倒置。为了促进戏剧、电影、歌剧、芭蕾和音乐在剑桥的发展，他创建并参与管理剑桥的艺术剧院。1936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论述国家与艺术的关系时对文化事业背后的牟利动机十分警觉。他说，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是“天赐之物”，它们的商业化是“当今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之一”；19世纪的悲剧就是很多人只从实用、经济和金钱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功能，这是“文明人所听到过的最卑劣的异端邪说”。二战时凯恩斯出任私人出资的音乐美术促进委员会主席，战争一结束，该组织由英国财政部拨款资助，易名英国艺术委员会。1945年7月，凯恩斯在向公众介绍委员会的宗旨与期望时重申，支持并鼓励具有教育意义的艺术是国家的责任，剧院、音乐厅和画廊不是唯利润是求的场所，它们应成为全民教育的组成部分。至于战后重建，他警告说不要过度追求都市规格和时尚，英国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让可爱的英伦的每一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美丽起来，让好莱坞见鬼去吧。”
凯恩斯的声音如此遥远而陌生，喜耶悲耶？
|
